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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启超的特殊身份，他的手术与病逝成为了近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梁当年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后，病情加重，血尿不止，家人和朋友疑为院方把好肾当病肾切除了。

梁的好友陈西滢、学生徐志摩等人纷纷在刊物发表文章，对手术医生与协和医院进行谴责，一时舆论纷纷。

梁启超为避免事态扩大，出于维护协与和西医名誉的考虑，1926年6月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医方辩护，说：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检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这样，事态才逐渐平息下来。

殊不知，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件事又重新提了出来。

旅美作家费慰梅(1909——2002，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妻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说：

“1971年他(梁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据他们说，在病人(梁启超)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瑞恒)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作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林洙(梁思成续弦的夫人，1928——)在《梁思成》一书中也这样写道：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1926年3月在协和施行手术，直到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在林洙此书出版后四年，这件世纪公案终于水落石出。

据2006年8月14日《人民网》及《人民日报》报道，该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这次展览的病案起自1921年，总数达240万册，梁启超与数位名人的病案尤为引人注目。

据梁的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瘤，见一大如樱桃之黑点，但排除癌症。梁的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晨报》发表之《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

这样，这件百年公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根据病案可以作出结论，梁启超死亡的真相并非梁启超家属和媒体所说，是护士碘酒标错了位置，致使主刀医生误切了好肾，留下病肾所致;也不是如梁启超本人出于维护医方声誉的善良愿望所称“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无论从当时还是从现代的条件看，根据解剖的结果，仅长有一樱桃大良性肿瘤的右肾是完全可以保留，不予切除的。因此手术确定为误诊、误切。

误诊也好，事故也好，不管此事如何定性，总之，是这次手术加速了梁启超病情的恶化。

退一步说，如果院方不采取外科手术，而是采用保守治疗，梁启超的生命延长十年左右问题不大，断不至于在五十七岁的学术盛年因为肾的误切和手术的后遗症遽然辞世，致使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蒙受巨大损失。

对此，作为手术、医疗一方的协和医院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它发生在梁启超这样有影响的学者身上，这一事故自然就具有了世纪性的轰动效应。